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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蒋子龙:文字是从生活中借来的风景
发表时间:2019-01-10   来源:中国学问报

  著名作家蒋子龙话语简短,却掷地有声;没有客套,而字字至真。熟悉他的人称他性格“又臭又硬”,却侠气仗义;工友们调侃他是“踩不上点儿”的作家;磊落豪爽、秉性耿直则是媒体谈及他时使用的高频词……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便是蒋子龙,另一位是路遥。

  挤来挤去挤到了文学这条路上

  了解蒋子龙,要从他的故乡说起。

  1941年,蒋子龙出生在河北沧县。14岁前,他生活在农村,大运河边留下了他的足迹。忆起童年往事,他总是笑得像个孩子。蒋子龙说,故乡给他染上了农民本色。这位作家耿直磊落的个性,与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不无关系。沧县还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蒋子龙身上带着的那股侠义之气,也多半是从此埋下的种子。

  走上文学之路,非科班出身的蒋子龙总喜欢说是“阴差阳错”。他说:“我人生的路很窄,挤来挤去挤到了文学这条路上。”至今蒋子龙仍说:“我自以为更适合当个工匠或者是厂长。”

  想当工匠的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刊发的第一篇小说就在中国文坛炸开了锅。1975年秋,《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许以在“天津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找到在天津市重型机器厂任代理工段长的蒋子龙,约他为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写篇小说。“因为心里没底,我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在宾馆里可以通宿开夜车,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回忆说。这部后来被认为是“过渡年代里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在当时虽然受到叶圣陶、张光年等文学大家的肯定,也遭到了猛烈批评。

  冰火两重天的评价几乎跟随了蒋子龙的整个文学生涯。他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宿命。

  “乔厂长”是不请自来

  提到蒋子龙,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的“符号”——《乔厂长上任记》。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自上而下开始了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蒋子龙再次应《人民文学》之邀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讲述了某重型电机厂老干部乔光朴推行改革,扭转工厂局面的故事。

  当时,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担任主任的蒋子龙面临的正是与乔光朴极其相似的局面。“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惫。”蒋子龙回忆说。

  这篇轰动中国文坛的小说,蒋子龙只用3天就写好了。写的就是如果让他来当厂长,他会怎么干。“当时自己的感觉是酣畅淋漓,几年来积压的所感所悟一泻而出。”他说,“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

  蒋子龙没有料到的是,这篇一气呵成的小说在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乔厂长”也一炮而红,成了风云人物。

  虽然乔光朴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乔厂长上任记》依旧为蒋子龙带来许多批评。“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每见到报纸批评我的文章,当夜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誊清寄走。”他说。

  《乔厂长上任记》之后,蒋子龙创作了大批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开拓者形象,使得他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

  成熟的作家不受题材局限

  蒋子龙被认为是最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家之一。

  《开拓者》中的车篷宽显示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胆识,《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代表了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深入群众、勇于实践的青年,《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琢磨经理”牛宏则是城市改革中勇于思辨的小人物形象的浓缩……蒋子龙笔下的改革开放总是有种无坚不摧、摧枯拉朽的宏伟气势。他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笔力,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他的文字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

  然而,谈及改革文学,蒋子龙的回应则坦率而犀利:“当时流行的名词叫‘积重难返’,我自顾不暇,甚至相当艰难,可能从报纸上见到过‘改革’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并无改革开放的观念。现在就更不敢把自己的小说跟改革开放联系起来。”

  蒋子龙说:“去年自春至秋,我至少拒绝了五六家报刊的采访,他们的开场白和采访题目大同小异:我与改革文学、当初创作《乔厂长上任记》的过程以及小说发表后的种种社会反响……我拒绝的理由也是一样的:文学就是文学,成熟的作家不受题材局限。”

  这或许也是蒋子龙锐意转型的原因。1982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之后,蒋子龙在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选择转型。很多人都为此感到可惜,认为他不应该将笔墨一头压向田间地头。

  随后,蒋子龙创作了以医生邵南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系列小说、以大城市房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人气》等,将触角伸向了中国社会的更多领域、层面,揭示中国社会现实。此后,蒋子龙回归生养自己的土地,历时11年写就《农民帝国》。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以主人公郭存先为代表的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而这部作品也是蒋子龙最为看重的作品,他曾说:“写完《农民帝国》我就算对得起自己的文学之路了。”

  我能抓的只是自己的心跳

  在蒋子龙的文学世界里,散文也有着特殊位置。

  “小说靠的是想象力和灵魂的自由,而散文靠的是情绪的真诚和思想的锋芒。”蒋子龙曾在文集《借景》的自序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还写道:“我写过散文《扬州借景》,扬州瘦西湖之美,在于会借景。我的文字也是从生活中借来的风景。”

  “保持真情,保持思想,淬炼语言,这使得我直到今天还能写点东西。”蒋子龙曾经说过。不可否认的是,关注现实,呈现真实,使得他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最现实地揭示中国体制改革深层肌理和变革的作家。在小说里,从工业题材到城市题材再到农村题材,蒋子龙虚构的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脉络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下来,用艺术的语言犀利地揭示现实的真相,尽管这些真相有时并不讨人喜欢。在杂文中,他针砭时弊、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对各种社会问题毫不客气地表达看法。正如他所说:“社会的脉搏太大了,我抓不住。我能抓的只是自己的心跳,抓住让自己动心、动情,乃至动怒的事物。”

  当记者问及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所思所感,蒋子龙回复:“意外、紧张、惶愧。”6个字掷地有声,像极了他的作品,真实得让有些人措手不及。(记者 宋佳烜)

责任编辑:杨 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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